垃圾堆里的新“圈地运动”
以App下单、上门回收废品的新模式正在颠覆固废回收行业的传统模式。从线下到线上，一场抢占居民垃圾回收入口的互联网行动已在各个城市展开。
作为2000年后拥有手机的第一代大学生，韦谷保留着四个手机：绿屏的三星、彩屏且有拍照功能的摩托罗拉、全键盘的诺基亚和Wi-Fi功能坏了的iPhone4S。虽然里面的短信、照片都是珍贵的青春记忆，但在二手手机交易平台“爱回收”网，它们只能分别卖到2元、2元、5元和140元。
不过，当手机厂商介入后，价格会略有上升。2015年10月起，通过“爱回收”提交旧手机，购买新的三星Galaxy Note5，可获得金额不等的“环保补贴”，最高可达600元。
这只是固废回收行业最新的一则信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2015年，以App下单、上门回收废品的新模式正在颠覆固废回收行业的传统模式。
从线下到线上，一场抢占居民垃圾回收入口的圈地运动已在各个城市展开。
传统固废企业走向线上
现如今，想要起一个回收废品的App名字怕是很难了。
回收哥、智回宝、帮到家……2015
年夏天，多家传统的固废企业，基于最时髦的LBS（基于位置的服务），发布了App，从线下走到了线上。
净资产近43亿元，主营废旧电池、电子垃圾循环利用的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是尝鲜者之一。2015年10月12日，图案为戴着帽子、骑着自行车的“回收哥”App在深圳上线了。居民将家中的废纸、大家电甚至报废汽车等11品类扔入“废品框”，下单后，周边的回收人员就会抢单来上门回收。
武汉、天津和荆门也有“回收哥”的试点，做出改变的不只是格林美这样全国性的企业，地方企业也展开了行动。重庆松德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在7月完成5000万元投资，与重庆九大物业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发布了App“智回宝”。
类似的，知名环境服务企业桑德环境，智慧环卫、再生资源回收和早期的末端固废处置一起，成为固废领域的三驾马车。“在资本市场，桑德投资已经并购了超过十家电子垃圾回收企业。”2015年10月27日，正在福州和当地政府开展合作商议的桑德环境易再生网总经理肜豪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传统的经营模式进入了红海时代，我们的定位就是互联网+再生资源。”
肜带领的二十多人团队目前领衔易再生网和桑德回收联盟两个项目。联盟的内容和其他企业的App项目类似，易再生网则致力成为再生资源的交易平台。
互联网企业拓展线下
传统的环保企业从线下走上线上，纯互联网公司则进一步融合线上资源，并积极拓展线下业务。
“爱回收”每年回收交易一百多万部手机。这家成立于2009年的互联网企业由来自复旦、同济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创立，起先是以物换物，后转型为专门回收手机。公司员工以IT背景居多，以京东的发展模式为榜样，至今仍没有一个环境科学专业的员工，甚至都不太说起“固废”这个专业术语。
在北上广深，爱回收早已上门回收旧手机，其他城市则是由顺丰包邮。作为纯粹的互联网企业，爱回收的新玩法拉上了手机品牌商和电商。
2015年9月底，爱回收与三星合作，旨在通过补贴旧手机的回收，促进新手机的销量。“中国新手机的年销售量为4亿部，已趋于平稳。手机商需要将推销新手机的花费放一部分在以旧换新上。”爱回收的首席创始人、CEO陈雪峰说，“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现在，在京东的网页上，点击手机价格下面紧跟着的红色字眼“以旧换新，闲置手机回收”，就可打开京东为爱回收设计的页面，近期的活动是光棍节的“旧爱回收”。与直接从爱回收网下单的区别是，在京东的页面上做的交易，返还的不是现金而是优惠券。
陈雪峰认为和京东、三星等品牌商的合作，不仅提高了回收的价格，还占据了最优质的流量入口，因为“手机B2C的销售中，京东占到了57%”。
更重要的是，和公众熟知的品牌商合作，增加了公众对于回收网站的信任度——人们总是觉得旧手机的报价低于自己的预期。
冷冰冰的线上交易会加剧这一争议。于是，和传统企业转为线上相反的是，“爱回收”大力推广线下业务。用户可在北上广深布设的七十多个线下网点进行当面交易，也可让最近的门店上门服务。“不信任感会在线下的面对面的讨价还价中得到缓解。”陈雪峰说。目前，公司六百多名员工中，五百多人属于线下服务，工作地点在上海的万达广场、北京的朝阳大悦城等商场的闹市区。
干掉中间环节
对于传统的固废处置公司而言，开发App的原因和商业模式很简单：“干掉中间环节。”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宇平说。
我国有千万垃圾回收大军，北京的十万一线回收大军中七成为河南固始县人。通过他们的走街串巷，我国再生资源，尤其是废旧塑料瓶的回收率相当高，它们最后都去哪儿了？
五年前，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学颂走遍了北京的垃圾分拣中心，和大批的拾荒者接触后，总结出的保守数字是：至少七成流向了不规范的渠道。
盈创物流部的聂晓鹏就是河南固始县人，高中毕业后，跟随父母在北京郊区从事了四年的垃圾拆解。收过来的瓶子，粉碎后加上自来水，和点火碱洗洗，污水顺着旁边的河沟就流走了。粉碎后的塑料颗粒卖给了谁也不清楚。“可能是河北的化纤厂。”聂晓鹏仔细回想了下。
因此，正规回收企业无论是回收饮料瓶的盈创，还是回收电子废弃物的格林美，均面临吃不饱的局面。
从回收商中买货，价格也更高。“我们肯定一线回收人员的贡献。但是二道、三道贩子就坐地起价了。”张宇平说。
开发App后，甩掉二道贩子，居民的废品被线下的“回收哥”人员收集，直接卖给回收公司，三方的收益均上升。
同样是为了获取货源，盈创走了另一条路——研发及铺设物联网智能回收机。在北京的机场、地铁站、超市，矗立着1900台智能饮料瓶回收机。它们通过识别瓶子二维码来判断品牌和类型，给投瓶者返利，目前已有四十多万常规用户。
据刘学颂介绍，当下回收机的回收量远不能满足后端工厂的需求。如果已在38个国家和地区实行的饮料包装物押金制度能在国内实现（消费者购买的商品中包含了押金，在正规渠道回收才可以返还），那样，光是在全国卖回收机和回收机上的广告，就有巨大市场。而每铺设1000台机器，已使得回收成本下降了15%-20%。
刘学颂考察了国内外的押金制度，在已实施自发性押金制度的啤酒和碳酸饮料商的回收车间，玻璃瓶还只是靠人工点数，效率低，精准度差。台湾最开始执行押金制度时，回收率达到120%，大量的大陆瓶子涌入台湾来赚取押金。“物联网发展至今，识别及计算塑料瓶的数量、防伪技术已经成熟了，可为政府制定押金制度奠定基础，提供相关数据，例如押金多少合适。”刘学颂说。
对于“爱回收”这样的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还仅是电商模式。据陈雪峰估算，中国每年更新的4亿个手机，每个卖500元，也有2000亿元的市场。而目前只有1%的旧手机进入了线上或线下的回收环节。“市场很大，但品牌要扩张、上升到更高的档次，还有很大的难度。”
对于已经积累了一定数据的企业来说，更具有想象力的是利用大数据创造价值。某个品牌的手机在多长时间后、哪个部位最容易损坏？某个地点最受欢迎的饮料是哪种？每天的销售量是多少？越积越多的数据将是产品评估的一手材料。
共同难题：废品如何定标准
在固废这个“大饼”上，再生资源是很小一个领域，但聚集了最多的公司。高附加值和低门槛被E20环境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认为是主要原因。
这也是为何各家都不约而同想到了App上门回收计划。不过，“京东和三星在寻找合作伙伴时，发现领域企业比想象的少。”陈雪峰说。六年前起步的企业不止“爱回收”一家，如今能坚持下来的很少，拿到C轮投资的也仅此一家。
受访的互联网公司都有五年以上资历，转型中的传统固废企业更是打拼了十年以上。长时间积累后，企业才能获得核心竞争力：将非标准化的废品标准化。
加上颜色和内存的差异，一款新手机只有几个型号，可二手手机则有太多的指标：屏幕有没有划痕，是否拆过机，电池能撑多久……越新的手机需要评估的指标越多，过老型号的手机只有“能否开机”这一指标，不过，在爱回收上的报价都只有2元。
因此，陈雪峰认为最难的不是仓储和分类，而是定价，并快速地卖出去。这个IT背景的公司开发了智能检测设备，可很快识别旧手机的特征，进而报价。手机从收到公司到卖出去，只需要两天。
价值评估体系也是另一家互联网公司——淘绿的核心竞争力，作为B2B的交易平台，淘绿2014年的废旧手机交易量达到1500万台。淘绿品牌营销总监张勃介绍，正是有了这套评价体系，手机被分成不同的品类和成色，可满足下游的回收企业多样化的需求。
光是手机就如此复杂，其他废品就更复杂了。“一堆废铜，成分是95%还是98%，价格差别很大，又是大宗商品，在线交易很难。”肜豪峰说，“所以易再生网目前还没有走向交易这一步，暂时定位为营销和信息服务平台。”
这也是那些要回收所有再生资源的公司的难题。电子垃圾、废旧塑料可进入自家工厂，其他的废纸、玻璃等则要暂时存储起来，还要找到有资质的下家。
有意思的是，在近期召开的行业会议上，参会者发现分拣中心已越来越多。“我们希望申请到工业用地建立分拣中心，但是北京找地特别不容易。”刘学颂说。目前公司正在联系其他国家认证的回收企业，建立一个“绿纽扣计划联盟”，让更多的废品和塑料瓶一样进入规范的回收渠道。
这些企业也都是政府的宠儿，“爱回收”拿到了政府发放的服务业引导资金。盈创安置在繁华路段的回收机不需要租金。格林美的“回收哥”则直接和深圳城管局展开了合作。
市场化的手段、互联网+的技术给政府管理固废回收带来了新气象，但一些顽疾依然难以破解。
“从政府的管辖角度来看，低价值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回收处理等固废管理问题仍是市场手段难以解决的难点。”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陈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下一步，我们与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研究，制定相应的补贴政策，解决低价值可回收物很难单纯依靠市场来回收和处理的问题。”
而对于占到垃圾组分一半的厨余垃圾，更是让政府头痛。在2015年8月刚刚颁布的《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法》中，主要三类垃圾并不包括厨余垃圾，因为“目前推广厨余垃圾单独分类尚不具备条件”。
作为2000年后拥有手机的第一代大学生，韦谷保留着四个手机：绿屏的三星、彩屏且有拍照功能的摩托罗拉、全键盘的诺基亚和Wi-Fi功能坏了的iPhone4S。虽然里面的短信、照片都是珍贵的青春记忆，但在二手手机交易平台“爱回收”网，它们只能分别卖到2元、2元、5元和140元。
不过，当手机厂商介入后，价格会略有上升。2015年10月起，通过“爱回收”提交旧手机，购买新的三星Galaxy Note5，可获得金额不等的“环保补贴”，最高可达600元。
这只是固废回收行业最新的一则信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2015年，以App下单、上门回收废品的新模式正在颠覆固废回收行业的传统模式。
从线下到线上，一场抢占居民垃圾回收入口的圈地运动已在各个城市展开。
传统固废企业走向线上
现如今，想要起一个回收废品的App名字怕是很难了。
回收哥、智回宝、帮到家……2015
年夏天，多家传统的固废企业，基于最时髦的LBS（基于位置的服务），发布了App，从线下走到了线上。
净资产近43亿元，主营废旧电池、电子垃圾循环利用的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是尝鲜者之一。2015年10月12日，图案为戴着帽子、骑着自行车的“回收哥”App在深圳上线了。居民将家中的废纸、大家电甚至报废汽车等11品类扔入“废品框”，下单后，周边的回收人员就会抢单来上门回收。
武汉、天津和荆门也有“回收哥”的试点，做出改变的不只是格林美这样全国性的企业，地方企业也展开了行动。重庆松德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在7月完成5000万元投资，与重庆九大物业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发布了App“智回宝”。
类似的，知名环境服务企业桑德环境，智慧环卫、再生资源回收和早期的末端固废处置一起，成为固废领域的三驾马车。“在资本市场，桑德投资已经并购了超过十家电子垃圾回收企业。”2015年10月27日，正在福州和当地政府开展合作商议的桑德环境易再生网总经理肜豪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传统的经营模式进入了红海时代，我们的定位就是互联网+再生资源。”
肜带领的二十多人团队目前领衔易再生网和桑德回收联盟两个项目。联盟的内容和其他企业的App项目类似，易再生网则致力成为再生资源的交易平台。
互联网企业拓展线下
传统的环保企业从线下走上线上，纯互联网公司则进一步融合线上资源，并积极拓展线下业务。
“爱回收”每年回收交易一百多万部手机。这家成立于2009年的互联网企业由来自复旦、同济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创立，起先是以物换物，后转型为专门回收手机。公司员工以IT背景居多，以京东的发展模式为榜样，至今仍没有一个环境科学专业的员工，甚至都不太说起“固废”这个专业术语。
在北上广深，爱回收早已上门回收旧手机，其他城市则是由顺丰包邮。作为纯粹的互联网企业，爱回收的新玩法拉上了手机品牌商和电商。
2015年9月底，爱回收与三星合作，旨在通过补贴旧手机的回收，促进新手机的销量。“中国新手机的年销售量为4亿部，已趋于平稳。手机商需要将推销新手机的花费放一部分在以旧换新上。”爱回收的首席创始人、CEO陈雪峰说，“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现在，在京东的网页上，点击手机价格下面紧跟着的红色字眼“以旧换新，闲置手机回收”，就可打开京东为爱回收设计的页面，近期的活动是光棍节的“旧爱回收”。与直接从爱回收网下单的区别是，在京东的页面上做的交易，返还的不是现金而是优惠券。
陈雪峰认为和京东、三星等品牌商的合作，不仅提高了回收的价格，还占据了最优质的流量入口，因为“手机B2C的销售中，京东占到了57%”。
更重要的是，和公众熟知的品牌商合作，增加了公众对于回收网站的信任度——人们总是觉得旧手机的报价低于自己的预期。
冷冰冰的线上交易会加剧这一争议。于是，和传统企业转为线上相反的是，“爱回收”大力推广线下业务。用户可在北上广深布设的七十多个线下网点进行当面交易，也可让最近的门店上门服务。“不信任感会在线下的面对面的讨价还价中得到缓解。”陈雪峰说。目前，公司六百多名员工中，五百多人属于线下服务，工作地点在上海的万达广场、北京的朝阳大悦城等商场的闹市区。
干掉中间环节
对于传统的固废处置公司而言，开发App的原因和商业模式很简单：“干掉中间环节。”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宇平说。
我国有千万垃圾回收大军，北京的十万一线回收大军中七成为河南固始县人。通过他们的走街串巷，我国再生资源，尤其是废旧塑料瓶的回收率相当高，它们最后都去哪儿了？
五年前，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学颂走遍了北京的垃圾分拣中心，和大批的拾荒者接触后，总结出的保守数字是：至少七成流向了不规范的渠道。
盈创物流部的聂晓鹏就是河南固始县人，高中毕业后，跟随父母在北京郊区从事了四年的垃圾拆解。收过来的瓶子，粉碎后加上自来水，和点火碱洗洗，污水顺着旁边的河沟就流走了。粉碎后的塑料颗粒卖给了谁也不清楚。“可能是河北的化纤厂。”聂晓鹏仔细回想了下。
因此，正规回收企业无论是回收饮料瓶的盈创，还是回收电子废弃物的格林美，均面临吃不饱的局面。
从回收商中买货，价格也更高。“我们肯定一线回收人员的贡献。但是二道、三道贩子就坐地起价了。”张宇平说。
开发App后，甩掉二道贩子，居民的废品被线下的“回收哥”人员收集，直接卖给回收公司，三方的收益均上升。
同样是为了获取货源，盈创走了另一条路——研发及铺设物联网智能回收机。在北京的机场、地铁站、超市，矗立着1900台智能饮料瓶回收机。它们通过识别瓶子二维码来判断品牌和类型，给投瓶者返利，目前已有四十多万常规用户。
据刘学颂介绍，当下回收机的回收量远不能满足后端工厂的需求。如果已在38个国家和地区实行的饮料包装物押金制度能在国内实现（消费者购买的商品中包含了押金，在正规渠道回收才可以返还），那样，光是在全国卖回收机和回收机上的广告，就有巨大市场。而每铺设1000台机器，已使得回收成本下降了15%-20%。
刘学颂考察了国内外的押金制度，在已实施自发性押金制度的啤酒和碳酸饮料商的回收车间，玻璃瓶还只是靠人工点数，效率低，精准度差。台湾最开始执行押金制度时，回收率达到120%，大量的大陆瓶子涌入台湾来赚取押金。“物联网发展至今，识别及计算塑料瓶的数量、防伪技术已经成熟了，可为政府制定押金制度奠定基础，提供相关数据，例如押金多少合适。”刘学颂说。
对于“爱回收”这样的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还仅是电商模式。据陈雪峰估算，中国每年更新的4亿个手机，每个卖500元，也有2000亿元的市场。而目前只有1%的旧手机进入了线上或线下的回收环节。“市场很大，但品牌要扩张、上升到更高的档次，还有很大的难度。”
对于已经积累了一定数据的企业来说，更具有想象力的是利用大数据创造价值。某个品牌的手机在多长时间后、哪个部位最容易损坏？某个地点最受欢迎的饮料是哪种？每天的销售量是多少？越积越多的数据将是产品评估的一手材料。
共同难题：废品如何定标准
在固废这个“大饼”上，再生资源是很小一个领域，但聚集了最多的公司。高附加值和低门槛被E20环境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认为是主要原因。
这也是为何各家都不约而同想到了App上门回收计划。不过，“京东和三星在寻找合作伙伴时，发现领域企业比想象的少。”陈雪峰说。六年前起步的企业不止“爱回收”一家，如今能坚持下来的很少，拿到C轮投资的也仅此一家。
受访的互联网公司都有五年以上资历，转型中的传统固废企业更是打拼了十年以上。长时间积累后，企业才能获得核心竞争力：将非标准化的废品标准化。
加上颜色和内存的差异，一款新手机只有几个型号，可二手手机则有太多的指标：屏幕有没有划痕，是否拆过机，电池能撑多久……越新的手机需要评估的指标越多，过老型号的手机只有“能否开机”这一指标，不过，在爱回收上的报价都只有2元。
因此，陈雪峰认为最难的不是仓储和分类，而是定价，并快速地卖出去。这个IT背景的公司开发了智能检测设备，可很快识别旧手机的特征，进而报价。手机从收到公司到卖出去，只需要两天。
价值评估体系也是另一家互联网公司——淘绿的核心竞争力，作为B2B的交易平台，淘绿2014年的废旧手机交易量达到1500万台。淘绿品牌营销总监张勃介绍，正是有了这套评价体系，手机被分成不同的品类和成色，可满足下游的回收企业多样化的需求。
光是手机就如此复杂，其他废品就更复杂了。“一堆废铜，成分是95%还是98%，价格差别很大，又是大宗商品，在线交易很难。”肜豪峰说，“所以易再生网目前还没有走向交易这一步，暂时定位为营销和信息服务平台。”
这也是那些要回收所有再生资源的公司的难题。电子垃圾、废旧塑料可进入自家工厂，其他的废纸、玻璃等则要暂时存储起来，还要找到有资质的下家。
有意思的是，在近期召开的行业会议上，参会者发现分拣中心已越来越多。“我们希望申请到工业用地建立分拣中心，但是北京找地特别不容易。”刘学颂说。目前公司正在联系其他国家认证的回收企业，建立一个“绿纽扣计划联盟”，让更多的废品和塑料瓶一样进入规范的回收渠道。
这些企业也都是政府的宠儿，“爱回收”拿到了政府发放的服务业引导资金。盈创安置在繁华路段的回收机不需要租金。格林美的“回收哥”则直接和深圳城管局展开了合作。
市场化的手段、互联网+的技术给政府管理固废回收带来了新气象，但一些顽疾依然难以破解。
“从政府的管辖角度来看，低价值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回收处理等固废管理问题仍是市场手段难以解决的难点。”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陈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下一步，我们与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研究，制定相应的补贴政策，解决低价值可回收物很难单纯依靠市场来回收和处理的问题。”
而对于占到垃圾组分一半的厨余垃圾，更是让政府头痛。在2015年8月刚刚颁布的《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法》中，主要三类垃圾并不包括厨余垃圾，因为“目前推广厨余垃圾单独分类尚不具备条件”。